方彥翔 撰文
中華民國 108 年 7月
繁影像與生命描繪：談李妮的繪畫創作
歷史上我們應該沒有過這樣的經驗，在我們的生活世界裡，形象以繁殖的方式增生，而非過往我們對藝術世界的認知那般是以創造的方式。相比於大眾媒體高速成長期的1960、70年代，各種形象與風格語彙被發明出來描繪某種理念的世界，或者透過形象與符號的確認而強化了資本運作與消費體系，今日我們則訴諸意識的自動化，或者無意識的分裂，而就像迷因（meme）這樣的概念，以染色體分裂方式所增生的並不僅是形象本身，它表示的是一種文化基因傳遞的關係，一種膜拜式的儀式性空間在網絡神經形成，從內到外。這是一種無從戒斷的影像症候群，同時又迫使我們將任何涉及自我的表述，聯繫到整個注意力經濟與社會心理網絡的連結性。
以此開場來切入談論李妮這位相較為年輕的藝術家，並不是意圖將她那抽象形式的繪畫創作，硬生生地放入當代媒介社會的語境中，形成某種繪畫與媒體、個人與大眾、原創與複製的對立式的比對，而是李妮創作中的物質性與活性，回應了上述情境與當代繪畫之間交繞的關聯，讓我們無法單單以繪畫的角度來談論。
一開始會被李妮作品中那種繁複滋長的神秘面貌所吸引；作品具有強烈的個人表現力，卻也反映著一種不穩定與曖昧性，這種個人性並非自我耽溺，反而有一種陰性且更為內部化的自我觀看。再者是觀察李妮創作上的轉變，喚起了一般在繪畫創作不常納入的討論，那就是通常關注於畫面的視覺結果，或擴延到繪畫行為的整體，而鮮少觸及創作者自身的生理脈動與生命成長狀態對繪畫的生成關係；也就是身體性如何顯露在創作的形式上，如何成為作品的本身，而非作為一種背景故事；而這種趨向在當代的創作中越來越顯著。
回顧李妮的創作路軌跡，藝術家嘗試以不同之媒材與形式，對自身當下的狀態進行自我對話。在繪畫創作之外，李妮早先進行過幾件參與式作品，《縫紉日記》（2016）是一件與觀眾互動進行縫製的空間性創作計畫；《Who am I？》（2017）這件作品是藝術家在臉上塗上容妝，步入公共場域裡與相遇的參與互動者，進行塗繪面容的行為創作。我們可以將兩件作品視為是將繪畫之於自身的關係予以開放，亦可以隱約看到「接觸」這件事情在兩計畫中更勝於語言化的溝通。另一方面，這裡涉及「自我探索」的過程，並非僅僅關於自我敘事/話語的形成（找出自己的形式語言與風格），它比較涉及在更廣大的社會網絡中的自我觀看，透過某種自我觀看技術的嘗試，重新去找尋環繞在生命周圍反觀的方法與途徑。
或許我們也可以說，某一種固定形式與交流典範的「參與式藝術」事實上形成了一些既定的溝通路徑，而對於如李妮這樣性格上纖細敏銳的創作者而言，反而欲求的是一種異質性的感受性表述空間，一種非定型的語言與表達，可能是一種更為晦澀的話語。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幾件作品之後，藝術家又回到了更直接性的繪畫創作。
在李妮接下來的《意念夾層》（2018）系列作品中，藝術家返回關注於自身的經驗，從個人性、私密性、那種無法以話語結構化的經驗表達出發。這一系列作品來自於藝術家的睡癱經驗，在處於睡夢與清醒裝態之間，感受到被無名的、流動的能量所壓迫之經驗。作品描繪著現實與夢境之間曖昧含糊的情境，並非具體可以辨識的形象；畫面中有著如同黑影般被拉長的形體，它們或是夢靨中的人物，或是未知靈體樣貌的想像，是一種介於實體與虛像之間的魅影。我們可以看到這些私密經驗的想像，轉化形變為某種漂浮、流瀉或癱軟的生命形體，穿透於扭曲變形的生活空間相互彼此交纏。
在超現實主義運用「夢的紀錄」此精神分析式的途徑，用以釋放日常語言與常規體制下不被理性所支配的世界；而在當代「萬物有靈論」的討論裡，「靈」被視為是一種現代性體制的邊界與權力的域外。《意念夾層》所描繪的是一個日常秩序之外的世界，事物本身變得困難指認，繪畫此時作為測度「超經驗」的介面，是一種與經驗外生命溝通的方法，亦體現著穿越在不同維度的欲求與想像，探索、表達著一種既現實又不能被具體描述的空間，它是處於社會現實與個體感性的懸止點。
在李妮近期作品《生生》（2018）中將上述的那種非理性的曖昧性推得更遠，在非具象的形式中捨棄了結構性，特別強調自身在創作上試圖掌握的「生命力」。在這個物質被重組的微觀世界中，充滿許多模糊、形狀不明確的形體，尚未形象化的一些感覺團塊，它們碎散著、彼此相互穿透，又被極為纖細地連結起。這些形體本身定位不明，遊走在形象與物質之間的邊界；它們介於生物與非生物之間，一方面具有身體的意象，不能明確被指認為生物組織或微生物，另一方面又同時具有某種物質的特性，結晶化為礦石、雲霧等。形體們彼此生成，又被稀薄的覆蓋，如同在母體中被包覆的意象；呈現一個自我擴增中的生命宇宙。
《生生》，壓克力，2018
《生生》裡擴張增生的意象，一方面反映創作者欲捕捉的生命活力的特質，一方面體現了當代感染式的感知情境那種生物學特徵。觀看李妮的創作，我們無法只將它們視為是無意識下自動性技法的慣性操作，寧願將之視為是處在某種生命狀態中的「主體性技術」，在形變中的狀態下將此感性生命能量的漫溢。而我們看到當代藝術家如何演練著一種形變的技術，以穿越在個體生命狀態與擬像之間，嘗試進行更多融混而曖昧的藝術實踐；更流動地跨越於不同媒介形式，運用不定形的文化符碼與視覺形像的混合，穿梭在養份與衝突之間，並且在創作中顯露著文化生命經驗的失調徵候。而這一層而言，重新去思考自我表達的必要性與需求性，又如何在其中找到一種更為適應性的形變技術，應當是當代形象藝術的關鍵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