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近臺灣當代藝術的創作及策展實踐當中，逐漸出現不局限於原住民血緣及身份的藝術論述，而是從展演機制、原漢族群互動的歷史脈絡，以及各種人與場域時空的角度，思考「原民性」如何被實踐、演繹及擴展的課題。諸如徐文瑞於鳳甲美術館、新竹市美術館策劃的《本草城市》（2018、2020）系列展演；陳政道在臺北市北投及花蓮縣太魯閣地區主持的《森人—太魯閣藝駐計畫》（2016至今）、《森人—北投藝駐計畫》（2018至今）；等，皆呈現出這類特質。因此，「原民性」議題在面對臺灣的多元族群景況時，如何不窄化為某種血緣或種族論述，並實踐其蘊含的非返祖性、非排他性及多重連結關係的意涵，便是一項重要的問題。

換言之，這些創作及展演，皆試圖跨越現行法律對血緣性原住民族的認定疆界，以及避免將「原民性」縮限和鎖定在原住民族自身的危險性，反映出原民性思維的在地轉化、意涵擴張及思辨潛能。更重要的是，這類創作也企圖喚起過去被地理與歷史上所分割、彼此衝突和紛爭的群體（殖民者／被殖民者），在當下時空中的交會和銜接。策展人徐文瑞曾指出，這種「接觸地帶」（contact zone）並非一處現代美術館遇到被殖民的原住民族群，也不是一個學者（民族誌者）遇到他的研究對象，而是一個策展人遇到原住民當代藝術家。同時又在這相遇中，逐漸把自己是平埔族（熟番）後代的身份放入藝術考量，[1]利用不斷的對話（多少檳榔、小米酒，參雜著辯論、搞笑？）推進的過程。「地帶」不再是地理、物理的概念，而是接觸過程的動態所形成的文化場域。[2]換言之，「原民性」在藝術實踐當中也體現為一種動態且跨地方和跨族裔的想像。此處的「跨地」（translocal）也意味著「原民性」並不是指向領域、界線清楚的實踐型態。

龔卓軍曾在〈原民性與人類世論述的批判〉一文，探問當代的「原民性」，是否也需要思考血緣認同以外的新認同政治——以「在地性」為倫理關係判准的政治學，這種政治學強調的在地化觀點，物種之間變異、混血，因為在地而轉化，成為最重要的險惡環境之因應機制？[3]學者呂佩怡便亦曾提出相關的問題：如若作為一個非原民身份的評論角色，似乎無法從過往任何熟悉的脈絡來談原住民藝術，我們該如何理解「原民性」？難道只有「回到部落」才是唯一解方嗎？[4]對此，藝術家高俊宏亦指出，「原民性」是一個跨國的語彙，是一個全球化乃至對抗全球化的能量，其歷史的形式多半是口傳與歌謠，重視與祖靈之間的關係，其當代社會理念上可以視為社群自決的追求，當代思想上具有很強的身體性以及倫理性。因此，在臺灣思考原民性，第一步是對於「大漢沙文主義」的抗辯。其次，則在於找尋一種更為普遍的「原民性」，或者，不如這樣問：在我們身上（漢人、都市人、平原人），有沒有原民性？[5]而這也將涉及到「原民性」如何共享及轉移的問題，值得進一步探討及思考。

具體而言，我們也須注意「原民性」思維在其落地實踐的過程中，可能面臨的困境和挑戰。例如，如何在國家文化政策與藝術動力之間找到一個可以協商與斡旋的方法，甚至創造一種部落議會、無政府、無國界、群島式的藝術文化社群，維持其蘊藏的「混雜主體」（the hybrid subject）之能動力。這種實質且徹底從民間發起的關係網絡與能動力，或許更有助於我們勾勒出一種特異的「原民性」之美學政治的實踐樣態。此種「混雜化的意識」亦能夠和策展人徐文瑞在《本草城市：北投》與《本草城市：新竹》等系列展演當中，對於漢人墾殖史、凱達格蘭族北投社、道卡斯族竹塹社之平埔族群的歷史及文化復振意識相互對話。進而言之，一個地方的「原民性」之表現，並不是一種「本土主義」（localism）意識形態的表現，亦不是基於一種永恆不變、刻板印象和返祖式、血緣中心式的「傳統」（traditional）。「原民性」不僅是反映出其與非原住民族的差異，往往也和其他區域被視為原住民族的人群有所差異。「原民性」因此有其內在歷史脈絡條件、外在環境因素與因地制宜的特性，在透過藝術進行文化及歷史復振的過程，同時也是一種當代社會文化建構的嶄新工程。更時常蘊含著「跨地」、「交雜」（mix）與「混雜」（hybridity）的殊異特質。

儘管近年來隨著「原民性」越來越受到重視，諸多研究者也紛紛觀注到這項議題。但是，如何以一種不將其再度原始化、非根源論與血脈論的開放、包容意識，將這一項重要的概念接受在地歷史的經驗洗禮，確實的讓其「落地」與「轉譯」，以某種「接地氣」（down-to-earth）的態度，使「原民性」能回應自身歷史經驗與國際處境，並因應相關問題而具體的地方化（provincializing）我們自身的文化實踐方法，亦是一項極為重要課題。一方面，強調「原民性」並非「本土主義」意識型態的表現，而是一種嶄新的社會工程，從對非漢人中心主義思維以及去殖民論述的思辨，試圖探討「原民性」的可能實踐樣態，不論是《Malacecay阿美傳統家屋構築計畫》、《lohizaw越山：重返賽夏遷移路徑計畫》這類強調「復返」行動，並直面部落現實的計畫型創作實踐；或是《森人—藝駐計畫》或《本草城市》系列計畫型展演，皆呈現跨越族群身分、疆界的藝術實踐當中所彰顯的多樣原民性。

對於當代藝術領域而言，其積極意義在於將「原民性」視為一種創造復返路徑（routes）而非追尋根源（roots）的動力。這種開放式的原民性論點，根本地質疑傳統與族源根深柢固且「真實」（authentic）的本質主義之意識形態。一方面，這類藝術創作與展演對於思考臺灣歷史與文化論述的靈活調度和運用，往往提供人們另一種思索臺灣當前在全球當代藝術語境中的另一種開拓性視野。從原民性的角度，也能藉此擺脫殖民性與本土性的固著思維，朝向不斷在劃界、疆域化、解疆域化之動態實踐關係。並從其蘊含交雜與混雜的特質，開啟某種朝向生態式的行動，及其邁向的混雜性主體之想像，或許能提供臺灣當代藝術一種可能的文化實踐路徑。然而，當代「原民性」概念本身的挑戰，不僅是這項概念始終沒有較為明確的定義。更重要的是，如何在面對這項概念的內部張力和動態性時，以及在強調「不斷在劃界、疆域化、解疆域化之動態實踐關係」的倡議中，避免將其美學化而消散其蘊含的政治力量，亦是一項關乎實踐與論述的重要工作。

【上篇】淺論臺灣當代藝術中的原民性思維，上篇連結：https://reurl.cc/WDkR39

[1] 徐文瑞近年追溯其家族中的馬卡道族之文化記憶和原漢融合的血脈淵源，並投入至策展實踐當中。參見徐文瑞，《跨越土牛溝：斜坡上的藝術節》（屏東：屏東縣政府，2019）。

[2] 徐文瑞，〈原民性與當代藝術：幾個策展反思〉，收於《當代策展的新挑戰—國際論壇暨青年策展工作坊》論壇手冊（臺北：臺北市立美術館，2019），頁57。

[3] 龔卓軍，〈原民性與人類世論述的批判〉，《藝術家》第544期（臺北：藝術家雜誌社，2020）。

[4] 呂佩怡，《「南方潛能：以駐／住部落作為理解原住民當代藝術之路徑」成果報告》（臺北：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2021），頁14。

[5] 高俊宏，〈穢土轉生：原民性之我思〉，2018年2月19日，自由評論網。2022年3月6日，取自https://talk.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344591。

本文作者為2019-2021年度財團法人鴻梅文化藝術基金會特約評論人。2022年獲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現象書寫—視覺藝評專案」獎助。評論散見於《藝術家》、《議藝分子》、《ARTSPIRE》、《藝術觀點ACT》、《典藏．今藝術》、《PAR表演藝術》。文論曾刊於《中外文學》、《文化研究》、《哲學論集》、《台灣美術學刊》、《台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台灣文學研究學報》、《史物論壇：歷史博物館學報》、《歷史臺灣：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館刊》、《台灣原住民族研究論叢》、《原住民族文獻》、《台灣風物》、《台灣博物》等。